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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父亲的三个可疑身份
黑夜是穿过黄昏从地上升腾起来的。但小时候我一直深信不疑，我认为黑夜是像一块大幕一样从天而降的。于是我的童年一直在寻找那只从天上撒下幕布的手，在黄昏和小伙伴们捉迷藏时，听着他们远去的脚步，我偷偷地睁开眼睛，看这个世界发生的秘密。我假装在和他们捉迷藏，当我躲在暗处时，我竖起耳朵，屏住呼吸，偷听昆虫的耳语，偷看暗夜来临时正在降临的飞鸟，但是小伙伴们嘈杂的脚步声总是打断了我的偷窥，黑夜如期而至，月光照亮了我童年的那垛院墙，淹没了我幼年的疑问和忧伤。
当我在母亲的斥责声中沮丧地回去时，父亲总是坐在屋角织着渔网，他不出意外地脸上对我露出狡黠得意，发出嘿嘿的笑声，那是一种明显的幸灾乐祸的笑。
那时的我对这种笑容习以为常，多少年后我才奇怪地发现我其实在童年早已了然于心的秘密：父亲一直把自己定位在和我一样的地位，我们家里只有一个家长，那便是我的母亲。很多年后，我也发现，在他的一生中，黑夜是占有更大比重的。而属于他的黑夜，肯定不是从天而降的，它是从地底升腾而起的。我的父亲，他一生最重要的三个可疑身份，都与之关系紧密。
那是燥热而又贫瘠的70年代，生活平静又暗流涌动。清晨，所有的中国人准时被高音喇叭雄壮的歌声唤醒。稍微富足点的家庭，在早上拿着汤碗和粮票，去门市部排队买回油条或豆腐脑当早餐。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人们脸上泛着满足的笑容。空气中弥漫的不是愁苦，更像是近乎夸张的幸福。世界没有秘密可言，所有的意志都通过高音喇叭传到每一个人的耳膜。人间也没有隐秘可言，每一个人的早餐都在冗长的队伍里公之于众。而我们家不用排队，我们的早餐，往往是头天晚上的剩饭剩菜，和在一起用开水煮开，母亲说，这叫烫饭。除了烫饭，我小时候吃得最多的，就是鱼。
父亲背着渔网从堤子街穿过的时候，一路对着早晨谄媚地笑。对着路边的苦楝树谄媚地笑。对着一条缓慢或飞速掠过的野狗谄媚地笑。对着虚空谄媚地笑。对着每个生活在这条街上、迎面或路过他去河里洗菜的人、洗衣的人、洗马桶的人谄媚地笑。现在想起来，那真是一个盛大而热闹的河流，打满补丁的机帆船停泊在不远处，妇女们把吃的穿的用的拉的全部拿到这里来洗洗刷刷。我的父亲，是这河流上唯一的男人。
谄媚地笑，是他对付贫瘠生活的唯一武器。 我家就是堤子街上十几户人家中的一户。这条看似浅显实则深奥无比的河流，它离我家不到百米之遥。涛声静谧，这就是我童年生活的恢弘背景。因此，鱼，是我们餐桌上必备的菜肴。直到很多年后我才弄清楚，我们一直称之为河的这片水域，它是洞庭水入长江处。每年防汛期间，广播里都有一个女中音缓慢清晰地播报水文：城陵矶，多少多少点多少米，涨。或者：城陵矶，多少多少点多少米，落。这个声音安抚了童年的我狼奔豕突无处发泄的乖戾之气，但那时的我对那些数值全无感觉，我记不住那些徘徊在20和30之间的小数，也从没有想去探究它的意义。我只是一味地等着那个藏在收音机或者喇叭里面的她播报城陵矶，无论是涨是落，对我而言，都是温柔的，都是美好的。很多年后，我做了一名新闻记者，在不断地报道防汛现场时，才真正懂得，那些细微差别的数字后面，藏着一个真正的苦难的民间。
父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渔民，因为他不曾拥有哪怕是一艘最小的破船。他36块钱的工资远远不够养活一家五口，所以，我的幼年是在他织的密密集集的渔网中度过的。一把又一把深绿色的粗尼龙线，一根竹子做的小小梭镖，在他粗砺的手中上下翻飞。他熟谙织网的技术，他沉迷于这种静悄悄的手艺，他仿佛要织一个足够网起屋后面那条河流的大网。
而我的幼年从来没有感觉到，那些平静的夜晚向一个养家男人背后袭来的深深的寒意。
他织了很久的网，也补了很久的网。那些跟渔网在一起的夜晚，父亲沉默不语，他靠着打渔，养活了我们姐弟三个。但是除了养活，他似乎没有承担更多的责任。有一次，他把打上来的一篮鱼要我们姐弟拿到集市上去卖，兴高采烈地在后面追喊着交代：要卖5毛钱啊！我回头望着他那为了5毛钱像孩子一样兴奋的面孔，也望了周遭望着我们笑的邻居，我幼小的心里感到了心酸和疼痛。我想要朝前奔跑，像是要摆脱他的疼痛的追喊，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这种疼痛更像一颗石子，一直生硬地硌在我的胃里，到我成年后的许多吃鱼的瞬间，都硌得生疼。
我们吃了很多年的鱼，也由此我总是怀疑，下辈子我们会遭报应变成一条鱼，而水，是我们来世的故乡。
但是这个故乡在今生的每年夏天都会跟我们过不去。它一直涨啊涨，涨到我们家的台阶上，涨到我们家的床脚上，渐渐地我们家的鞋子漂起来了，我们家的盆子漂起来了，母亲赶紧把地上的东西往高处搬。我们三姐弟兴奋地冲出家门，看着商铺里的人们忙着用小船运送物品，跑到街上和邻居孩子们一起戏水，捡着整条街上各种漂浮在水面上的东西。这些东西曾经匍匐在地上，也许不过是一个烟盒，也许是一只烂鞋，也许就是一张糖纸。但此刻它们漂起来了，加上在街道上来来往往的小船，整个街道就不一样了，就变成另一条幸福的欢乐的充满魔法的街道了。我们在街道上寻找着另一个隐秘的街道，寻找着夏天的蛛丝马迹，寻找着地上泛起的每一个秘密，我童年的这条街道像幻境一样，映出了我们比浑浊的水更加凉薄的现实，母亲站在家门口呵斥我们回去，因为，她早有预见性地知道，距我们家数米远的公共厕所比我们家的地势更低，我的母亲，她看见了屎、尿，以及厕纸漂浮在水面。但我们永远看不见这些，我们只看得见我们想看见的。也许，在童年，每个人都只看得见自己想要看见的。
父亲看着我们狼狈地被母亲拖回家，他嘿嘿地笑着，这种笑跟谄媚地笑区别不大，意思似乎是向我的母亲证明，我们又挨训了，而他是很听话的。他从不管束我们，因为他自己像我们一样，也是被管束的对象。他总是这样一副表情，对着这一副烂摊子无所事事地嘿嘿地笑,对着他狼狈的家人露出高深莫测的笑意。我小时候曾经看我家的户口本，户主那一栏填着“李六梅”。李六梅是我母亲的名字。很多年后，我一直纠结于“户主”这个词，我不能确定它真正的含义，我也不能确定一个过于强势的母亲对于她的孩子的成长到底有多大的影响。“户主”这个词对于我的一生有莫名的震慑，乃至我结婚十数年后，户口仍未迁出娘家，直到现在，原本五个人的户口本上，还剩下母亲和我二人。在童年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个可疑的存在，作为家长的身份他是缺席的，他像一个模糊的符号，既算不上大人，也算不上孩子。他沉默的一生显得过于漫长，又过于短暂：漫长得他用最后20年在准备他的后事，短暂得我的孩子还没有记住他，他就去了。
在那个疲倦的水漫街市的黄昏，他被母亲吩咐，今晚水继续涨的话，如果涨到床铺上的话，他明早得去找单位上要一个安身的地方。
第二天，父亲带回一艘小木船来。父母搬了简单的生活必须的家当，领着我们划船去了单位上的子弟学校，我们被安置在学校的一间教室暂住。这是父亲每年一次的划船，却不是打渔，而是搬家。对于我们姐弟三个来说，搬家就像过节一样，住在那么宽敞的教室里更是一件奢侈而愉快的事情。我从来没有想过，对于我的父母来说，带着三个无家可归的孩子，拉着乌漆墨黑的锅碗瓢盆，划着小船朝着一个门窗破败的教室驶去，那是一次又一次辛酸的逃难。
父亲的同事们陆陆续续搬进了新居，不远处盖起了4层楼房，但与我们的生活无关。这样的逃难在我的童年几乎每年都有，每年都要直至大水撤离我们家，学校也终于要开学了，我们才搬回那个破败潮湿的家里去。水平静地退了，像它来时一样无声无息。但涨水的痕迹还在，家里的墙壁上拦腰一层又一层青苔，成了我们姐弟的画墙。每年涨水的水位不一样，家里的墙壁上就布满高高低低深深浅浅的苔痕。
从那时起，我便知道，水和树一样，是有年轮的，只是水的年轮让人难以估量它的深浅，它一年一年或高或低地刻在堤岸上，刻在它所能至的每一面幽暗破败的墙上。在无数个暗夜，在5瓦的昏暗灯泡下，父亲像一个孩子，用树枝和我们一起在青苔上画着各种坚硬的棱角分明的图案。如果黑夜有一双眼睛，它一定在冷冷地嘲笑这个头脑简单了无心事的中年男人。
三十年后，我回到那条街道，所有的景象都模糊了，被挤进了时代深深的皱褶里。我看到房屋还在，只是比我记忆中的更矮更破烂。堤子街还在，只是比我记忆中的更短。一位老人守着我儿时隔壁的破房子，我记得她，她曾每天站在门前的地坪里和我的母亲讨论各自的家长里短，虽然她的脸现在已经皱成了一个核桃。她显然认不出我了，但她热情地招呼我进去坐，她的面容像三十年前一样平静而满足，我想，她一定是叫每一个路过她家的陌生人进去坐。她说：“这是我祖屋，我五十年代就住在这里，我的崽住了楼房，要我搬，现在不涨水了，我不搬。”
1996年，一场超越了我童年所有水位的巨大的水灾淹没了城陵矶。从那以后，不是不涨水了，只是我们儿时的房子后面已经竖起了一条高高的堤岸，我的童年，被挡在了那个高高的防洪大堤后面，站在屋后放眼看去，驳岸逼仄而来，再也看不到那条涛声静谧的河流。
三十年后，我在游戏厅见到一种叫做“捕鱼达人”的游戏机，一个不到两平方米的长方形机器，屏幕上闪烁着各种五颜六色或贵或贱的鱼，我的儿子兴奋地投几个游戏币进去，捕鱼炮弹的威力倍增，儿子稚嫩的手指眼花缭乱地摁出一枚枚炮弹，一波又一波的鱼们列队整齐前赴后继，在屏幕上幻灭消失又重新出动。游戏厅充满从颜色浑浊的少年们嘴里轻蔑地吐出来的各种粗鄙的语气词。我坐在声浪喧嚣的游戏厅，却恍如置身潮水泛滥的童年，眼前电脑控制着的这一切，让我回到三十年前那条固定的波涛和岸线上，在那里，父亲从来不是什么达人，他甚至从来没有真正掌握过捕鱼的技术，他粗砺手指间那巨大的渔网，多数时候只能失望地捕上来一些小鱼小虾，他这一生只碰巧打上来过一条大鱼，而那条大鱼，被他津津乐道了一辈子。那条大鱼活得足够久了，它不挣扎，瞪着眼睛认命地躺在地上，兴奋的父亲喊着邻居来观看，但他既不敢轻易吃了它，又舍不得卖掉，任它在那个夏天悄悄地散发着腥臭的气息。
作为一名魔术师，他有着一段难以启齿的过往。母亲曾当着父亲的面旁若无人地告诉我，父亲小时候曾经是一名叫花子。是那种马戏团也算不上的、三个同村孩子组成的走街串巷卖艺的叫花子。
母亲在叙述这件事的时候一定会附带说一件他们结婚的事情。在那样一个人群被划分成各个阶层的年代里，父亲，以一个划为贫农成分的良好出身，以一个已经38岁高龄、在大家心目中已经沦为老光棍行列的身份，以一个不名一文的工人形象，拎着一口破旧的木箱，娶了比他小12岁的我的知识分子母亲。在那个年代，母亲应该是有足够的理由感谢父亲的，因为纵然她的美丽遐迩闻名，却因出身仍旧差点终老娘家，在那个女孩18岁就要出嫁的年代，她已经26了，终于能够嫁出去了，她的书香门第高攀了一贫如洗的父亲。
在那个一共花了母亲的6毛钱买糖的婚礼上，在那个孤独地立在河边萧瑟家徒四壁的新房里，父亲居然穿了一件崭新的呢子衣！婚礼后的几天，母亲发现新郎官唯一一件像样的可以穿出去做人的呢子衣服不见了，问他，他说，在工地上烤火的时候，倒在火塘里，着火了，赶紧把衣服脱下来，想扑灭，但是晚了，于是衣服就烧掉了。
我无法揣度当时的母亲对这个火烧呢子衣的说法是不是将信将疑。直到我上初中后，父亲的同事、我同学的爸爸陈叔叔有一天毫无预兆地在路上逮住了我，脸上满是得意：“喊老子！喊叔叔！你爸爸结婚那天都是借的我的呢子衣！不信回去问你爸爸！”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憋了那么多年以后突然告诉我这件事，我连带着憎恨了我的陈同学，我满怀屈辱地回家我问了母亲关于呢子衣的事，母亲淡淡说了一句：我早知道了。
从母亲不断重复的关于叫花子和结婚的故事里，以及父亲涨红着脸讪讪的笑意中，我大致知道了这样一个事实：父亲小时候确实是要过饭的，在三个小伙伴组成的要饭队伍中，父亲一无所长，专管拿着盘子讨钱。另两个会翻筋斗。会劈叉。某一天，其中一个伙伴突然轻松地变出一条红绸，惊呆了父亲，惊呆了那个只会翻筋斗和劈叉的伙伴。他们用崇拜的眼光盯着红绸伙伴。
红绸伙伴很得意，不屑地把唾沫甩到两个伙伴的鼻尖上：这叫魔术，懂不懂？魔术！
父亲仿佛被他这个词猛地推了一个趔趄，他寂寞了。即便在三个要饭的小伙伴中间，他也是被鄙视的那一个。事实上，他的童年一直是在不断的趔趄中撞撞跌跌推推搡搡度过的，他被继父推出家门要饭，被有钱的人家傲慢地推到马路上，被抢食追赶的穷伙伴们推倒在地……他不断地爬起来，不断地被推倒。他从没有抗争，是的，他的字典里没有尊严这个概念，哪怕是一瞬间的念头。
多年后，我知道一句话：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于是少年的我不断拿这句话去嘲弄我的父亲：“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懂不懂？你的魔术师傅呢？”
整个少年时代，我都像对待兄弟姐们一样随意地恶毒地嘲笑他。而他，从来都是涨红着脸，讪笑而去。
多年后，父亲当兵了，父亲参加工作了。他当了40年的港口工人。那时有句俗话：“男不进港，女不进纺。”这句话虽然充满怨意，但又深藏了一层说不明白的骄傲与慰藉：我是工人了，我吃上国家粮了。父亲成了一名光荣的码头工人，最初拖板车，后来开铲车，最后开吊车。他在实践中学会了一项项机械技能，和许许多多工人一样，淹没在中国大多数人光荣而朴素的命运之中。
工会会员，是父亲工作生涯中最重要的身份证明。父亲喜欢单位上开职工代表大会，他有神圣的选举权、投票权，他还喜欢八一建军节，不出意外会领到老兵才有的慰问金。他更喜欢工会主席笑眯眯地叫他一声“李师傅”。在那种上级对一名普通工人亲切的问候里，他那似乎得到片刻舒展的人性，其实愈发让人伤感。
父亲终于在要退休的时候想起了童年时代的梦想了。他花一块钱从地摊上买了本魔术入门的拙劣的印刷品，但他不识字，他一个字也不认识，包括他自己的名字，所以只好要我一句一句念给他听。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我都准时给他读魔术道具的制作方法，指着劣质油墨印制的不清晰的图片给他讲解道具的奥秘。那样的夜晚对我来说，无比枯燥与不耐烦。
他下班后常常躲在房里不出来，翻看着那本书上的图片，用几根木条，敲敲钉钉，几天后就做了一个箱子。然后，他当着我们三姐弟的面，变了一个蛋出来。然后又变了一个蛋。
他变魔术时手一直抖啊抖。这是一种病。只要做稍微精细的活手就会颤抖。每个人都说我像父亲。我没有遗传母亲的美丽，我没有遗传她雪白的肌肤，没有遗传她漂亮的大眼睛，没有遗传她傲慢的从容的态度；我遗传了父亲的一切，遗传了父亲深陷的眼窝，过于坚硬的鼻梁，急冲冲走路的姿势。是的，我不仅长得像他，习惯也像他。我的手和他一样颤抖。捏筷子的时候颤抖，拿针的时候颤抖。除此之外，我还遗传了他的吃相。只要一开始吃东西，我们的颈部以上整个头部就开始出汗，吃得越认真，汗就越多，滋滋地一直到头顶热气升腾。我的母亲总是对他说一句：“吃饭一副哈相。”有时候也会对我说一句：“和你爹一样，吃饭一副哈相。”对于玩魔术这件事，我的母亲不闻不问，只跟我们说过一次，然后再也没有评价过：“一个手一直在抖的人怎么可能玩得好魔术。”
变出蛋来的那天，我们三个前后左右围着他的道具箱，把他的破绽看了个精光。弟弟欣欣一直在旁边指出来：假的！箱子里面还有个暗箱！
作为一个在无数个夜晚给他念魔术道具制作方法的女儿，我知晓他魔术里的全部秘密。
他有好些年都沉浸在魔术这个秘密之中。他声称自己会大变活人，只是没有做道具的材料而已。我知道他不可能拥有这些道具的材料，因为他虽然是家里收入的主要来源，但他一辈子所花每一分钱都要从母亲手里讨要。多少年后，我的父母这种类似于家长与孩子的关系深深地影响了我择偶的标准，我发誓，我不要一个自卑的男人，我也绝不会管制他口袋里的钱。啊，我是有多么不喜欢看见男人猥琐的模样。事实上，我在国家规定的晚婚年龄遇见了一个豁达的磊落的男人，我甚至没有完全地经过初恋，就迅速地把自己嫁掉了。
在父亲即将退休的最后一年，“李师傅会玩魔术”的消息，还是像长了翅膀一样在单位上都传开了。父亲很兴奋，而我们姐弟很窘迫。单位上的工会主席上门了，邀请他在元旦晚会上表演一个！他兴奋地在家里搓着手走来走去，现在他最大的问题是，他需要一个帮手。我立马躲到了我的书桌上，他的眼光落在他唯一的儿子欣欣身上。
欣欣像他父亲的任何一个儿女一样，对他玩魔术这件事心怀鄙夷，觉得这是一件不可告人的丑事。父亲的三个孩子逐渐长大并识文断字，而他自己却尘封在原地并未长大。他还是那个在我的母亲面前畏手畏脚的孩子。他早已不能跟他自己的孩子对话了。
很多年后，我才恍然发现，我们一直佯装自己有一个特权，可以鄙视这个叫花子出身、大字不识、做了半辈子工人、从来没有话语权的父亲。
现在这个人，他居然要蹦到舞台上去丢光全家人的脸了！他的一切我们都了如指掌，他笨拙、他猥琐、他狼狈，他的手一直在颤抖，他的箱子是假的！欣欣绝不答应。但是父亲平生第一次暴怒了，他似乎要把一生储集的训斥、责骂、管教全部一次性地补回来，他眼眶通红，青筋直暴：你去不去？！
欣欣妥协了。于是我们看见单位上元旦晚会的舞台上，欣欣耷拉着脑袋，当着上千观众的面，不情愿地配合这个自己瞧不起的父亲，在台上表演了一出蹩脚的魔术。
那晚，父亲化了一个浓艳无比的装，这个妆容像极了所有躺在棺材里的人，那样鲜明，那样艳丽，那样骇人，让人一见难忘，颧骨上的腮红使他瘦削的脸越发凹进去了，浓密的眉毛像两把利剑，黑色的眼影令他深抠的眼眶抠得更深了，他薄薄的血红的嘴唇配在干瘪的脸上是那么不相称，他穿着明显大了N码的地摊上买来的廉价西装，可疑的布料成分闪着不合时宜的光芒，他在电视上学来的奇怪的鞠躬动作显得那么滑稽可笑，听着台下或善意或鄙夷的笑声，我坐在人群里如坐针毡。我在心里默数着下面稀稀拉拉的掌声，窘迫、自惭，所有这些负面的词汇一个不漏地向我袭来，无法抬头面对台上小丑般的父亲。我落荒而逃。
我的父亲，他终于完成了人生中一次最重要的演出。那一晚，他是主演，而我们，是不愿意配合的配角和观众。
我在他死后多年才明白，那个夜晚，那个粗糙的舞台幕布下，他其实是在试图用魔术来掩盖他的一生，来涂改他的一生，来变走他的一生。他一定认为，他的魔术能抹去他贫穷自卑无人问津的一生，变出一个光明灿烂鲜花簇拥的一生。
事实上，他潦草的一生一直都处在崩溃的边缘，在他的晚年，他曾想把一切推翻重来，他曾用魔术试图救赎过一次自己。而我们，与夜色一起合谋，冷冷地忽略了他。
也是从那时起，我的母亲一改她强硬的气势，变成了一个娴静豁达温柔的妇人，而我的父亲，这个半生郁郁寡欢的男人，变得无比乖僻、纠结、暴躁。在他面前，那个曾经优越感十足的倨傲的跋扈妇人，突然在老年的父亲面前泯灭了她的一切锋芒。到了父亲将去的最后几年，他的儿女都成家了，父亲每日强加于她精神上的折磨让她度日如年，委屈却又无处诉说，只有我回去的时候，她才能跟我流着泪说：他怕是真的要去了，人死前三年作恶。
那三年对母亲来说，每一天都是煎熬。有一次回去我发现家里的一张挂历上有个三角形的洞，母亲羞于启齿。她不好意思告诉我，那张挂历是市里夕阳艺术团的合唱团制作的宣传画，那个上百人的合唱团照片印在挂历上密密麻麻看不清人脸。但是父亲深刻而精准地用小刀狠狠地剐去了其中一个人的头。那个人就是住在我家楼下的刘伯伯。起因就是父亲和母亲下楼散步时，母亲和刘伯伯打了一声招呼。父亲忿恨地当场垮下脸质问：你们什么关系！
一辈子作风清白行为端正从未被诟病的母亲突然在快60岁的时候被父亲问在路上，气得当场石化。当过校长一生清高的刘伯伯在短暂的惊愕之后，投给父亲一个居高临下的同情眼神，扬长而去。
回家后父亲依然不依不饶：他有什么好？会唱歌？我唱九九艳阳天的时候他还在玩泥巴!你以为他比得上我！要是我屋里条件好，送我读了书，我哪里不比他强！暴怒之下，他从抽屉里刨出一把锈迹斑斑的小刀，母亲惊惧地以为要刺向她，但是刀子却准确无误地刺向了客厅那张挂历上一个蚂蚁般大小的人头。母亲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还惊魂未定：“真不清楚他怎么知道那个照片上的头是刘伯伯的，挂历挂了快一年了，我都不晓得刘伯伯是那个艺术团的。”
第二天一早，父亲口述了一副对联“青山不老绿水长流”，要我弟弟拿红纸写了贴在单元楼的大门上，还要署上他的大名“李迪吉”。
一不是年节，二不是自己家大门，那几个刺眼的字莫名其妙地被东张西望的弟弟趁夜贴在单元楼门口，父亲从此当上了“单元楼行走”这一职务，他每天早上5点起床，就在单元楼前背着手转悠，翻着一双由于过于深陷而显得阴鸷的眼睛，观察有谁看了他“作”的对联。那段时间，母亲经常一整天守在屋里，偶尔从二楼窗户间向楼下张望，看着他翻着眼睛死死盯着每一个路人的脸，但是除了最初的愕然后，他没有搜集到更多的表情。熟视无睹的人们已经把这副对联和它的主人一道当作空气了。
但是这种最初的愕然被父亲发酵成了钦佩、崇拜。每次回来都跟母亲吹嘘：又有人夸我对子作得好！
母亲没有戳穿他，任他得意地想象着人们对他满腹才学的尊敬，对他好学问的钦佩。
很多年后我才明白，父亲当年生气的，并不是母亲跟某个男邻居打了招呼这么简单。他只是讨厌那些出身名门的男人，他只是讨厌那些读过书的男人；他只是不能理解，最初明明是他自己的贫下中农这个出身令他骄傲，令他身无分文抱得美人归，为什么最后这个身份只是像一枚过时的徽章一样，像一只被拍死的苍蝇一样，胡乱地粘在履历表上？为什么最后却仍是他被人不屑一顾？
时代的飓风并没有赐予他答案，反而将他抛向了更远的荒芜之境。他听说了，当年被推荐的骄傲的工农兵大学生，现在成了一个带着特定意味的词语。他听说了，下海去赚钱也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了，他曾经羡慕的单位上的采购员不再是最令人羡慕的岗位了，一部分身份可疑的人拿着各种新奇的东西或者一份份保险单敲开了办公室、居民楼，空气中弥散着隐秘的激动的气氛。他也看到打小牌的下岗工人，他们聚集在破烂得像社会底层的环境里，过早地亮出了自己一生的底牌。那么多难以言喻的身份，那么多难以界定的历史，那么多难以启齿的欲望，像一个个永远无法挣脱的困兽，在他贫瘠的思想里横冲直撞。他曾经引以为荣的贫农身份、军人身份、工人身份，在现在来说都显得是那么的别梦依稀。他不能理解这个荒谬的世界。他迫切地需要一个证明，证明那曾经属于他的时代并未远去，他迫切地需要一个肯定，肯定他是一个足以值得尊敬和骄傲的人。
在最后几年，父亲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把他年轻时在部队里得过的木框奖状拿出来，一遍一遍地放在楼前的地坪里晒。这些奖状曾经被我母亲咒骂过无数次，因为每次搬家父亲都得带上沉重的它们，它们不像现在的奖状，它们不是一张张纸或者红本本那么简单，它们镶了玻璃和结结实实的枣红色木框。此刻，那些早已发黄霉变的奖状对他裸露出倦容，玻璃镜框在阳光下一晃一晃闪着冷冷的光芒。我的父亲，他像一个摆摊的货郎，向世界晾晒着他毕生的荣耀，但是鲜人问津。
就是这样一个越来越不肯对世界和身边人善罢甘休的父亲，他用尽最后的几年时间，要求我们给他准备“料”。
但起初我们都听不懂，他一直要“料”做什么？“料”是什么？母亲悄悄跟我们说：棺材。他需要一个体面的死。儿女们不早早地给他准备身后事，就是不孝。他很早就在准备他的后事，他知道，自己这辈子不会有什么惊喜了，永无翻盘的机会了，他正在向一败涂地的境地迅速溃退。那么，他要一副上好的棺木。我暗骂他是神经。活得好好的，要棺材做什么？他跟邻居说，孩子不孝顺，不肯给他买“料”。不肯给他准备墓地。
我们很委屈：这里不是乡下，我们买来棺材放哪儿呢？墓地？他从8岁出来要饭，就永远失去了可能属于自己的土地。事实上，他一生从未拥有过土地。再说，政策不允许，我们也不敢土葬啊。那么，他注定是回不去了。
他又说，每年农历的七月半，一定要记得给他烧纸，还要记得给送信的小鬼打赏。如果没有给小鬼打赏，小鬼就不会把钱转给他，他若没有收到纸钱，就会像那些孤魂野鬼一样，摘一片荷叶捂住脸，伤心地哭着回去的。
我不知道他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老要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也不知道小鬼跟荷叶有什么关系。我没有问过，此生也永远没处问了。
他60岁的时候，我出嫁了，嫁到离家30里地的城市中心，离开了那个家。
我们一生都没有讲过太多的话，但是在我结婚后，也就是他最后的10年，他不断地要母亲召我回去，回去的理由只有一个：给他的左眼拔出倒着长戳着到眼珠的睫毛。他说，任何人都不会拔，我的母亲不会，弟弟不会，妹妹不会，只有我能拔。
我每次回去，他都会郑重地搬个椅子，坐在阳台上，把镊子递给我。我沉默地扒开他的眼皮，看见那只浑浊的、苍老的、布满眼屎的眼睛，它含混不清，它遮遮掩掩，像他的人一样抖抖索索，我定定神，用他遗传的那颤抖的手，迅速地坚定拔出那根拔了又长拔了又长的倒睫毛。他郑重地收回镊子，擦干，放在眼镜盒里，收好。
他仍旧不说话，我也倔强地不说话。我知道他是想见我的，他的老同事告诉我，他跑到单位的办公室去收集了每一张发表了我文章的报纸，自豪地告诉每一个遇见的人：这是我大丫头写的！我能想象，他脸上挂着骄傲而又鬼鬼祟祟的神情急于向别人证实，他的女儿，骨子里遗传了他基因的女儿，能够识文断字，并且似乎比别人要多认几个字。可是自从我知道我成了他炫耀的资本后，我就别扭地怀着一颗敌意的心，故意在饭桌上报告关于自己的各种令人沮丧的消息。
我并没有告诉过他我发表了文章。我不知道他从何得知。他大字不识，我不知道他凭什么在报纸上摸索到了我的名字。他也从来不跟我说知道我发表了文章，更不说他搜集了报纸。他似乎很虚弱，不敢跟眼前这个内心强大的女儿说话，似乎生怕自己的语言过于低劣，而玷污了报纸上那些他并不认识的字。隔在我们心间的，仍是一生的无言。我们在一起磕磕碰碰撞撞跌跌沉默不语中虚掷时光。
直到有一天，父亲的老同事告诉我们，他连续一个月的晚上跑到离家两公里远的山坡上挖了一个大坑。确切地说，他挖了一个自己百年之后要躺的洞穴。
他给自己掘了一个坟墓。
我悄悄对母亲提起，却发现母亲早就知道了。起初母亲并不知道他晚上出去一身泥回家是干什么去了。后来，母亲悄悄跟着他去了那个尚未成形的洞穴。那些夜晚，母亲跟在他身后，看着他一锄一锄狠劲地挖下去，不敢出声。那个坑越来越大，母亲并不知道他挖了坑干什么，但是有一晚他突然扔了锄头，他跳下去了，他平躺在那个足以容下他躯体的长方形的洞里，用他一辈子不改的岳阳县方言，尖声尖气地唱起了他最喜欢的那首歌：九九艳阳天。
母亲惊骇地听见他从地底下传来的妖魅歌声，这首歌他刚结婚的时候他就一直唱，他那时候曾经唱得那么欢快，那么明亮，那么高亢，从歌里飞出那么多美好的风声掠过她年轻的耳畔，而此刻，这首歌却显得那么阴凉，那么鬼魅，比夜色更深远，更凉薄。
母亲落荒而逃。她仿佛要逃脱自己的宿命般地奔跑，她向着有灯火的地方奔跑，一路踉踉跄跄，她逃到了自己熟悉的床上，无边的黑夜却狂拽着她，似乎要将她一并拖进那个和她过了一辈子却从未真正理解的男人所挖的深邃洞穴里。那个洞穴，盛满了一个男人贫寒的一生，落寞的一生，孤寂的一生，蒙昧的一生。
从那夜起，他每挖一锄，都深深地挖在母亲的心上，等那个墓穴挖好，母亲的心早已成了无边的空洞。母亲惊骇地发现，他们俩快过完一辈子了，在与父亲结婚之时她已经过早地埋葬了自己，任由另一个没有温度的自己与这个男人活在世间，而这个男人，此刻也快要与她诀别了。
夜晚。锄头。坑。洞穴。坟墓。这些词语撞击着我和母亲，每一个词都充满陷落的语义，都指向消亡。我们狠狠地压制着它，任它们在胸口左冲右突，我们谁也没有再提起这件事。我没有信仰，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去做这种令人汗毛倒立的事情。我甚至深深地怨恨他，给我们姐弟带来了恶名。就因为他偏执地需要过早安排一个身后安身之所，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是不孝顺的孩子了！
我不知道他为自己挖墓穴的那些夜晚，心里头是满足的，充满希望的，还是悲凉的，绝望的。他生活过的那些日子，已经在他面前一层层垮掉，逐渐变成一堆堆废墟。我永远不能揣测那些个黑夜从地下升腾而起的时刻，他是怎么样寂寞地与夜色对谈，合谋要埋葬自己卑微如草芥的一生、由于乏味而显得过于冗长的一生。
我结婚10年后，一场家族遗传的胃病带走了父亲。这时，他掘墓的地方早已建起了这个国家最大品牌的豆油厂，供应着千家万户每天的食用油。
我抱着他去了我们为他选的公墓，西风曾经侵入过的街道显得过于冷清，在稀稀落落的鞭炮声中，季节模糊成一片混沌，这是夏末，我们仿佛在试图走出这个季节，但我很快发现，那一条街，仿佛过于漫长，又过于短暂，我抱着他，既走不出夏天，又走不到秋天。我们一起路过那些他曾试图抓住过的器物，路过他的窃笑，他的恩怨，他的骄傲，他的奖状，他的悲愤，如今，一切一切都退场了，我的父亲，他退到了一个冰冷的石缝中，蜷起了自己悲凉的骨灰。
我留下他一件破洞的背心，和医院最后一次给他照的片子。那些体腔内黑白的影影绰绰的镜头，像是透明的，又像是虚幻的。我把他的背心、片子以及片子里从他骨缝中透出的寒凉，挂在了我衣柜的深处。
在野外，我们烧了他所有的奖状，连同那些烧不掉的玻璃一齐抛在了灰烬中。在饱含油漆味的刺鼻的火焰边，我才想起，我从来不曾问过他在部队里的事情，从来没有。那是他此生最骄傲的日子，但现在，他过往的光荣成了一个深深的秘密，他那么想要世人知道的光荣，到最后，连他最亲的人都不曾了解。
时间何曾宽恕我们。我穷尽一生用无数光年也不能回到过去，看一眼他当兵的日子，听他讲一回过去的事情。我知道他会唱《打靶归来》，但他更喜欢《唱九九艳阳天》，他心中曾经有个小英莲吗？他曾在部队里想念着她吗？她是谁，还在这个人间吗？
父亲的墓穴旁空着一个洞穴。那是给母亲留着的，每年清明扫墓，我都尽力阻止母亲去，我无法看着她面对自己最终的居所。
四野寂静。他遗在这个世间的三个儿女，放弃了他的方言，长着和他相似的面孔，继续在人间风尘仆仆。
现在，每年的七月半我烧纸钱的时候都会跟他说，我来啦，你不用去摘荷叶啦。
我一生有太多话想跟他说，但直到他死后，我仍然没有说出口。我心疼他打渔的手，心疼他蹩脚的魔术，也心疼他溃烂的胃。他的一生也许过于乏善可陈，可是我有资格去评判他的一生么。我知道是没有的。我们那么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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